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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若的杂记

在岁月中行走

 
 
 

日志

 
 
关于我

老若者。东篱隐士也。年逾半百。既愚且钝。虽粗通文墨。多俚语村言。闲情偶记。娱人自乐。不愿人云亦云。但恐贻笑大方。美其名曰: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惟请读者慎之。切莫误人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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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派与学校教育(转帖)  

2014-03-14 17:53:37|  分类: 转贴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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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大学里,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理念根深蒂固。随着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对自身价值和现实使命的自觉,很快认识到西方教育成功的重要一点是“教育独立”,此观念一经引入,便深入人心,博得共识,成为近代中国教育进步最主要的推动力。早在清末,章太炎在《代议然否论》中已提出设想:“学校者,使人知识精明,道行坚厉,不当隶政府,惟小学与海陆军学校属之,其它学校皆独立。”其旨在摆脱政府对中等以上学校的干预,保证学术、教育的自由发展。民国后,这一理念得以伸张。 1915年6月15,蔡元培发表《不肯再任北大校长的宣言》时即声称:“我绝不能再做政府任命的校长,半官僚的性质,便生出许多官僚的关系,天天有一大堆无聊的照例公文,常常派一些一知半解的官员来视察,我绝对不能再做不自由的校长,思想自由是世界大学的通例。”

1930年,蔡元培为《教育大辞书》编写“大学教育”词条称:“近代思想自由之公例,既被公认,能完全实现之者,却惟大学。大学教员所发表之思想,不但不受任何宗教或政党之拘束,亦不受任何著名学者之牵制。苟其确有所见,而言之成理,则虽在一校中,两相反对之学说,不妨同时并行,而一任学生之比较选择,此大学之所以为大也。”19327月,胡适对国民党当局向大学及教育机构安插党羽,酿成风潮,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在《论学潮》一文中道:“用大学校长的地位作扩张一党或一派势力的方法,结果必至于使学校的风纪扫地,使政府的威信扫地。” 

为了这一理念能成为现实,教育界人士曾作过不懈努力。1928年,北伐胜利,南北统一,罗家伦出任清华大学校长。1930年,阎锡山与中央政府决裂,由国民政府任命的罗家伦遭到阎势力的驱逐,阎锡山派乔万选接管清华大学。乔本为清华毕业,留美博士,资历无大碍。因清华师生对于地方军阀接管学校一事反感,恨屋及乌,乔万选上任之日即被学生拒之门外。当晚,校务会议致电阎锡山,反对其干预清华大学。学校在校务会议主持下,各项工作正常运行。

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长期拒绝加入国民党,国民党党部干预校务的企图也多次受阻。1928年,刘文典出任安徽大学校长后,也拒绝国民党党部干预校务,拒绝开设政治课。在上海光华大学做教授的张东荪,对每次校务会议开会时,恭读总理遗嘱颇为反感,忍不住道:“下次再读遗嘱,我就不来了。”遂夺门而去。1920年,陈炯明致电陈独秀,请他来广州办教育。陈独秀向陈炯明提出任教育委员长的三个条件,第一条便是“教育独立,不受行政干涉。”陈炯明一口答应,陈独秀遂放下党务赴粤。

北伐胜利后,国民党党化教育思潮兴起。1928年颁布《小学暂行条例》,在公民科外,增设三民主义科,后合并,改名“党义”。19298月颁布的《中学校课程标准》已无公民科地位,取而代之以“党义科”。因遭到教育界的普遍抵触。及“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此课三年后即取消。即使在抗战之非常期间,教育界仍与战时体制发生着抵触。1937年抗战之初,胡适参加庐山谈话会,议及教育,仍申明“教育独立”意见:

“其涵义有三: 一、现任官吏不得做公、私立大学校长、董事长;更不得滥用政治势力以国家公款津贴所长的学校。二、政治的势力(党派的势力)不得侵入学校。中小学校长的选择与中小学教员的聘任,皆不得受党派势 力的影响。 三、中央应禁止无知疆吏用他的偏见干涉教育,如提倡小学读经之类。”

西南联大时,国民党当局要求负有一定行政职务的教授都入党,当时任法商学院院长的陈序经听罢脱口说道:“扯淡,我就不入。” 1941年,接替罗家伦担任中央大学校长的顾孟余,上任伊始便宣明:“学术思想自由,一切党派退出学校。”1946年,北大一旦复校,校长胡适便又重申:“希望学校完全没有党派。”他在《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一文中直言:“学校是发展人才的地方,不是为一宗一派收徒弟的地方。在今日民族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潮流之中,以传教为目的的学校更不容易站得住。”

1949年后,党领导一切,包揽一切,民间社会、士绅阶层遂消亡。党夺取了天下,也夺取了整个社会。一个三人门市部,须有一名党员,十人门市部,须有一个党小组,再大一点就须有党支部了。而在学校,党组织层层设立,政治课年年开讲。在校中学生,虽说尚未步入社会,世界观尚未形成,竟有加入党组织者。而政治课的开设,其目的在于灌输爱党爱国理念,提升学生的道德水平,其效果到底如何?邓小平的一句话可概括之:“我们最大的失败是教育。”此“教育”,当指德育。失败原因何在?

冯骥才认为:“教育的失败源于欺骗!”他还直言:“在普世文明国家中,教育是中立的,不给任何党派作广告。我们的大中小学反其道而行,恰恰成了党派的广告牌,还在牌下公然打出政治课的招牌,把欺骗灌给学生洗脑。我上学时就是这套骗人的玩艺儿,现在仍是!学生们特反感还得学,计入学分。”

章诒和也看到了这一点:“我常常觉得,什么都不要信,越是宣传的东西你越不要信,孩子们,我们不能太单纯,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谎言的世界。”言词虽有些激烈,但道理不错,皆真话。

资中筠早年毕业于清华大学,2011年清华百年校庆,她收到请帖后拒绝出席,原因是已不认同当下的清华。“清华就像一个大官,非常势利,向权力和财力聚集。而中国名牌大学招天下英才而毁之,伤天害理。我本来想写一篇《哀清华》,但是一想人家在那过生日,就没有这样写,但是真的是这种心情。”清华已六十年未给国家贡献大师了,资中筠看到的不仅是结果,还有原因。

政治家以谋取现世幸福为目的,教育家则以人类的终极关怀为追求,二者之别可谓大矣。政治家自认为教育经费由政府拨付,所以干预起学校事务来,理直气壮,振振有词;殊不知经费乃纳税人的钱,非高高在上的党派所能提供。党与国,两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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