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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若的杂记

在岁月中行走

 
 
 

日志

 
 
关于我

老若者。东篱隐士也。年逾半百。既愚且钝。虽粗通文墨。多俚语村言。闲情偶记。娱人自乐。不愿人云亦云。但恐贻笑大方。美其名曰: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惟请读者慎之。切莫误人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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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二)  

2014-11-13 17:40:23|  分类: 忆旧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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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读多了,就常见“好老师可以改变学生命运”的说法。对此,我深信不疑。父亲曾说,他读中学时有位知识渊博人格高尚的老师,对他影响至深。那是伪满时期,学校只能用日本人定的教材,读来味同嚼蜡。唯有一位国文老师的课使学生振奋,他经常手持教科书当幌子,口中讲的却是新文学;讲课中还不时低声插一句:别忘了,你们可都是中国人!正因他冒了杀头的危险传播真知与正义,才有一颗颗挺直的苗木向日而生。父亲后来毅然抛弃腐败政权、冒险投奔解放区,多半也因读书时被老师种下了反抗基因。

少年时,我没遇到足以影响一生的老师。读中学时正值文化被革命,当“知识越多越反动”成为流行的口号,很难期望还有传统意义上的好老师。青春之蹉跎,莫过于此。不过人生在世诸多不如意,只能随遇而安,无法怨天尤人,在滚滚红尘中也不许你躺倒不干。渐渐明白,在恰当的时机、与决定自己一生命运的好老师邂逅相逢,在大千世界中实属小概率事件(当年的范例只有青年工人赵越胜遭遇北大教授周辅成,经《燃灯者》而传为佳话);尤其在教书育人被意识形态化或者公式化、功利化以后,老师之特立独行也势必为体制所不容。所以作为学生,还是自立自强、把命运交由自己掌握的好。

我当年就是以如此心态,度过我的中学时代的。公元一九六八年,正当本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教育传统被批得一无是处、统统推倒重来的时候,还能期望哪一位“先知”或者“圣徒”顶着棍棒和唾液、对嗷嗷待哺的学子传道授业解惑呢?在我的乱哄哄的教室里,愁眉苦脸的老师多半时间只是手持小红书或新报纸来应付教学,耐不住无聊和寂寞的学生们不断生事作乱,老师不得不声嘶力竭地弹压……如此情境下,我开始乱读书、读杂书,乃至逃课回家,把自己埋在“文革”前的故纸堆里。事后发现,有些时下见不得人的“毒草”(如《激流三部曲》《一个人的遭遇》),竟成了我的文学启蒙师。

中学班主任先后经历过三个,印象最深的是庆恒老师。他原本是这个重点中学的教导主任,“文革”之初成为“牛鬼蛇神”被打倒,几经谢罪检讨斗私批修,直到开学后因急需用人才让他过关,降格当了班主任。当时中学普遍实行军事化,年级称连,班级称排。一次全年级整队集合,刚上任的庆恒老师踏着碎步跑到队前,向比他年轻十多岁的年级长行了个不规范的礼:“报告连长,十一连四排集合完毕,实到四十九人,请假二人,缺席一人。请指示!”其有板有眼严肃认真,让久已不知站相坐相的同学们惊讶不已。随后又在课堂上见识了他的凛然,虽然满口仍是政治正确的官方语言,似乎他是真的相信而并非应付。仅仅出于对他九死而不悔的尊重,课堂秩序便有了些许改善。

庆恒老师初时对我还不错,在他私下组织的一次语文摸底考试中,我是全班第二名,为淘气成性的男生们争了口气。又因为座位靠前,他常让我发言,哪管这是我最讨厌的事情。后来我的一位同学好友犯了点事,被庆恒老师批斗示众,我却不愿跟那好友断绝来往,这才惹得老师不满。某日,他竟不辞劳顿来家访,忧心忡忡地奏了我一本,害得我又挨父母一顿训。按说在那兵荒马乱的时节,知识分子一个个都自身难保,还有哪位老师会没事找事去家访呢?连我都觉得他有点愚,更看不起无能就找家长的做法,于是照旧我行我素,甚而旷课,让他无奈。直到我将转学下乡,这疙瘩也没解。

离校最后一天,我奉命取了个封好的文件袋,庆恒老师一脸严肃地嘱咐我把它交给新学校。此前已知大人们都有一份档案,其内容只由组织掌握,本人则终生不得见,想到人生秘密只在别人眼里自己却浑然不觉,就觉出一种莫名的恐怖。如今轮到小小少年的我,也开始有一份档案如影随形,心情自然复杂而忐忑。出于好奇,也是受时下造反精神鼓舞,竟壮壮胆子拆开看了,见一份自填的学生登记表,下有一张学业鉴定——那老师果然记仇,居然暗地里给了我不少恶评。一时热血上涌。难道我的第一份档案就这样留下“案底”,使我永世不得翻身?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忿忿然将这张纸撕得粉碎,再重新封好文件袋,暗里希望再没有接管它的单位。虽说是一次对体制的反抗,为此也曾忐忑多时,然而至今不悔。

数年后,我以工农兵学员的身份从乡下回到城里,与旧友重聚。某日在无轨电车上,无意中见到了不远处的庆恒老师。从服装打扮上看不出他生活有什么起色,但见他矮小而衰老,想必是我们已高大、成熟的缘故。我们没有跟他搭话,照例谈笑风生。也许他也认出了我们,却仍若无其事。想到师生一场,久别重逢而不认,于彼于此,都是最大的悲哀吧。那天他匆匆下车后,我们心下才有些后悔,对这样一位“文革”的施害者也是受害者,我们的确不够宽容。

我的中学时代满打满算只有两年,并非不想读,而是学制使然。那一年,已在城里闹了两年“革命”的红卫兵们统统被打发到乡下,腾出千疮百孔的中学校舍给后面的小学生用,可谁也不知道被砸烂的教育体制下一步该怎么走,原本六年的初高中也被缩短为四年。本届(1970年毕业)的学生更特殊,连文革初停课在家那两年也被算到了学期里。也难为了那些重上讲台的老师们,连一本正规的教材也没有,只好远学“毛选”、近学党报社论,快毕业时才分到两本《工农业基础知识》,然后就以中学毕业生的名义走上了工农业生产第一线。直到十年后,这批当年的中学生仍被“秋后算账”,凡在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的都必须重新考取中学文凭,否则只能当工农。1982年,有幸读了大学的我就曾派往某事业单位,给这些同龄人当老师,经三个月补习,考试过关的不足一半——还仅仅是初中文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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