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四年过去,所教学生已纷纷考进大学,我脆弱的咽喉也从喋喋不休中锻炼出韧性,婚姻已经巩固,子女还杳然无期。某日突然自省,为了这份越来越无趣的工作而戒烟,是否值得?如此吊诡的设问——以有趣无趣为前提,思考的结果自然是否定。随即要来同事的烟包,熟练地卷了一支“大炮”,然后潇洒地喷吐云雾。举座皆惊。
我说,复吸了,从今日始。有人惋惜,有人庆幸。
重回烟民队伍,发现时过境迁,卷“大炮”已不合时宜。一则携带、操作不便,二来无法与同道交流。城里不像农村,人家递你一支烟卷很自然,你若把烟荷包递过去就显得很生硬。终于改吸烟卷,也丢了身上最后一点乡土的痕迹。
从卷“大炮”到抽烟卷,在当年的意识形态中,相当于一场“质变”。在我辈早年所受的教育以及形成的观念中,吸烟也是分阶级的:卷大炮、吸旱烟、端烟袋锅,代表劳动人民的质朴本色;抽烟卷则多属于负面形象,在电影中常作为敌特或二流子的标签。同样是过烟瘾,前者往往被视为革命需要,天经地义;后者则代表奢侈享受或者不务正业,千夫所指。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工农兵也渐次抽起了烟卷,才证明香烟是不分阶级的,好东西谁都喜欢。是物质的丰裕和思想的开放,模糊了阶级的界限。
不久,弟弟去香港出差,带回几盒“万宝路”,方知海外存知己,晒烟(亦称生烟)经资本家们如此加工,竟会这样醇厚味美。偶尔也尝到进口雪茄,产地远至美丽的哈瓦那,更为其奇异的芳香而深深迷醉。虽知它出自正宗的社会主义国家,可穷兄弟们都买不起。
在当时大陆,洋烟是要凭外汇券购买的,普通人的吸烟档次只能到“红塔山”“大重九”。新中国搞计划经济,高档香烟的产地只设在上海,原料却都出在云南;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云烟才异军突起。我等那时最常用的家乡烟叫“古瓷”,虽辛辣,却有劲——很像自己当年的境遇。直到九十年代南迁特区,生活逐渐改善,才把“555”“万宝路”“骆驼”当做囊中之物。后来听朋友说,抽“万宝路”的多为商界大款或暴发户,才不再染指。
烟龄三十余年,幸好有个强大的肺,每次拍胸片都见不到污点。损害只体现在肺活量上,从年轻时的五千降至时下的三千出头,好在有氧运动时仍不太吃力。权衡利弊,相比香烟给自己身心的快乐,以及被它熏出的几百万文字,我便以为,吸烟于我,终究是得大于失。
再次尝到吸烟的苦头(初次是前面提到的咽喉炎),是2001年在广州做手术。医生得知我有几十年烟龄,说术后可能要遭点罪。果然,当我僵卧病床不自哀之际,积年老痰不断涌上胸口,进而咳得死去活来,几乎将刀口撕裂。痛苦中又许愿戒烟。可一旦出院重新活蹦乱跳,就不再认真,如妻所言,是典型的“好了伤疤忘了疼”。吸烟人必须脸皮厚,风言风语中早就炼出了抗打击力,倒也不以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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