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四年过去，所教学生已纷纷考进大学，我脆弱的咽喉也从喋喋不休中锻炼出韧性，婚姻已经巩固，子女还杳然无期。某日突然自省，为了这份越来越无趣的工作而戒烟，是否值得？如此吊诡的设问——以有趣无趣为前提，思考的结果自然是否定。随即要来同事的烟包，熟练地卷了一支“大炮”，然后潇洒地喷吐云雾。举座皆惊。
我说，复吸了，从今日始。有人惋惜，有人庆幸。
重回烟民队伍，发现时过境迁，卷“大炮”已不合时宜。一则携带、操作不便，二来无法与同道交流。城里不像农村，人家递你一支烟卷很自然，你若把烟荷包递过去就显得很生硬。终于改吸烟卷，也丢了身上最后一点乡土的痕迹。
从卷“大炮”到抽烟卷，在当年的意识形态中，相当于一场“质变”。在我辈早年所受的教育以及形成的观念中，吸烟也是分阶级的：卷大炮、吸旱烟、端烟袋锅，代表劳动人民的质朴本色；抽烟卷则多属于负面形象，在电影中常作为敌特或二流子的标签。同样是过烟瘾，前者往往被视为革命需要，天经地义；后者则代表奢侈享受或者不务正业，千夫所指。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工农兵也渐次抽起了烟卷，才证明香烟是不分阶级的，好东西谁都喜欢。是物质的丰裕和思想的开放，模糊了阶级的界限。
不久，弟弟去香港出差，带回几盒“万宝路”，方知海外存知己，晒烟（亦称生烟）经资本家们如此加工，竟会这样醇厚味美。偶尔也尝到进口雪茄，产地远至美丽的哈瓦那，更为其奇异的芳香而深深迷醉。虽知它出自正宗的社会主义国家，可穷兄弟们都买不起。
在当时大陆，洋烟是要凭外汇券购买的，普通人的吸烟档次只能到“红塔山”“大重九”。新中国搞计划经济，高档香烟的产地只设在上海，原料却都出在云南；直到改革开放之后，各地因地制宜发展经济，云烟才异军突起。我等那时最常用的家乡烟叫“古瓷”，虽辛辣，却有劲——很像自己当年的境遇。直到九十年代南迁特区，生活逐渐改善，才把“555”“万宝路”“骆驼”当做囊中之物。后来听朋友说，抽“万宝路”的多为商界大款或暴发户，才不再染指。
烟龄三十余年，幸好有个强大的肺，每次拍胸片都见不到污点。损害只体现在肺活量上，从年轻时的五千降至时下的三千出头，好在有氧运动时仍不太吃力。权衡利弊，相比香烟给自己身心的快乐，以及被它熏出的几百万文字，我便以为，吸烟于我，终究是得大于失。
再次尝到吸烟的苦头（初次是前面提到的咽喉炎），是2001年在广州做手术。医生得知我有几十年烟龄，说术后可能要遭点罪。果然，当我僵卧病床不自哀之际，积年老痰不断涌上胸口，进而咳得死去活来，几乎将刀口撕裂。痛苦中又许愿戒烟。可一旦出院重新活蹦乱跳，就不再认真，如妻所言，是典型的“好了伤疤忘了疼”。吸烟人必须脸皮厚，风言风语中早就炼出了抗打击力，倒也不以为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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