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个身居繁华都市、并以记录这个城市的影像作为谋生手段的人来说，若坚持给他的创作打上“乡土”的印记，似乎总显得不大切题，但在张新民身上，确有着萦绕不去的乡土情怀。且不说他历时数年多次往返乡间乐此不疲所完成的《流坑》，就是完全以都市生活为背景的《包围城市》，其创作触角所及也绝非那些现代化城市的繁华表面，而在它无法掩饰的深处——已渐消褪但一息尚存的农业社会的胎记、无处不在的农民意识和乡土情结，以及千千万万离乡背井来城市讨生活或美其名曰追求梦想的移民。它们共同构筑的影像系列绝非歌功颂德似的都市风景，而是看似严峻却分外真实的乡土中国。
    1990年代的深圳有两个独特的文化现象，一个是“棚屋学校”，一个是“老乡情结”，它们的主角都是农民。在城市夹缝中应时而生的棚屋学校均属“非法办学”，其简陋的条件令人很容易联想到边远山区的“希望工程”。张新民用他的镜头和充满同情的笔触记录了深圳棚户区失学的孩子、专收打工子弟的民办小学。虽然这在当时“严打”式的运动中颇多忌讳，但他并不想违背一个记者的良知，最朴素的道理是：“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人”。
    “老乡”现象则是乡土情结在一个移民城市的自然延续，从文化的角度看，它维系的是农业社会固有的亲情，企望以集体的力量适应社会并对抗城市的冷漠。关注民生的张新民自然地把很多焦点集中在这些闯荡城市讨生活的群体，他们中有山城棒棒军、都市擦楼人、特区边缘的93家房客等等。其影像的直白有时让人触目惊心：一间10余平方的小屋，竟住着5对夫妻、4对朋友、1对姐妹，整整20人！
    在股票发售现场和广州火车站的人潮中，我们看不到城里人的矜持和城市的文明，而只有欲望支配下惊人的体能——在中国，靠体能维持生存的最大群体正是农民。实际上，股潮中的许多人的确是农民身份，只是受雇于城里人。而汹涌的民工潮更是冬春之交南中国最悲壮的景观，其核心内容只有两个词：亲情和谋生。没有理由嘲笑和责怪这些忍辱受苦的人们，因为农业社会的发展空间实在太小，由乡土到城市的中国必须经历这种种阵痛。
    时至今日，乡土中国已面临大范围的瓦解。主要原因并非农民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而在于城市向农村的侵袭，其背景是日渐加速的农村城市化进程。用发展的眼光看，这并非坏事。但必须避免的是，本来就在政治、经济上处于弱势的农民为这个进程承担太多的牺牲。应该感谢张新民：他那直面现实的生动影像给了我们明确的提醒。

不能苛求每一个艺术家都拥有悲天悯人的情怀，但能站在时代高度、具有人民性的作品总能赢得更多的受众，产生广泛的共鸣。不事张扬的张新民近年来受宠于众多媒体、书商和策展人正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效法仍然是困难的。因为艺术的价值首先在创造性，它往往取决于不同的艺术观念、个体经验和生活积累。张新民曾坦率地承认，他的艺术道路也有曲折、走过弯路：“那个时候的我（80年代在海口）背着照相机，成天混在渡海过来的淘金者堆里，吃着蒜茸通菜和咸鱼干，心里却想着如何把照片拍得艺术和美轮美奂。”直到1989年末，时代和个人生活的动荡使他突然猛醒，才开始“让摄影回到自己生活经验所及的范围之内”，把焦点对准了生活在底层的普通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海外大量资讯的涌入，他很自然地接受了西方纪实摄影的理念。借助扎实的文字功底，他开始一个接一个地拍摄影专题、讲图片故事，并从中找到共性，形成主题，有意无意地见证了一个时代。
    我以为，张新民的成功更有赖于其内在的人文精神。如果没有等高的视点，他的镜头不会那么自然地逼近拍摄对象；如果没有平易的交流，流坑的村民和深圳的民工不会那么轻易地坦露心扉；如果没有由衷的热爱，他不会从平凡生活中捕捉到那么丰富而有意义的瞬间；如果没有深切的同情，那些常被主流社会忽视的群体也不会在他的影像中显得那么生动感人。
    老家四川德阳的张新民毫不隐讳自己身上的农民血统，因而对乡土中国有着本能的亲近。顾铮在《包围城市》序中写道：“张新民曾拍摄报道过无奈搭建在城市边缘的棚屋区，他的意图是让人知道有这等需要解决的问题并思考如何人性化地解决，然而他发稿后又有点后悔，生怕这种稿子令他们连这最后的栖身之处也要被剥夺殆尽。”数年前，我们还少见“人文关怀”的字眼，张新民这种朴素情感的自然流露反映了一个艺术家的良知。只有这种发自内心的同情，才会使他的影像如此切近乡土中国，并触动那么多敏感的神经。
    不论其镜头面对的是壮观还是惨烈，张新民仍然是冷静的。对中国城乡急剧变革的现实，他也有不安，但这不安并非来自意识形态的层面，而是“来自对失忆的恐惧，我觉得我应该把这些东西用胶片记录下来——这可能才是当时我应该做的摄影。”（《我和“包围城市”》）为了不被遗忘，才有了这一幅幅标本式的影像记录，世纪之交的国情生态才有了如此鲜明的时代印证。从专业角度看，它们固然有着很高的艺术价值，但更可宝贵的还是其难以复制的文献意义。正如一位评论者所说：“它们成群结队地直接攻入了历史，且在人文精神的某个坐标点上排成了自己的阵形。”